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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关注外来人口问题 暑假完成上万字“深漂”报告

【高考新闻】 2016-09-13本文已影响

  导语:清晨,天色渐明,白石洲,一条条狭窄潮湿的巷道渐渐喧闹起来。狭小的店铺开门营业,上班族脚步匆匆,在这里蛰伏了一大片生存梦想。易少卿和樊树桐把大半个暑假都用在这里——两人钻在深圳最为知名的“城中村”白石洲和岗厦村,与居住在出租屋中的外来工进行了广泛接触,最终完成了一份上万字的《关于城中村改造后外来人口安置问题的调查报告》。

两名高中生在白石洲城中村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走访调查

  两人都是深圳承翰国际学校“准高三生”,但这一调研并非学校的暑假作业,只是因热衷于关注周围社会群体的一次自发行为。此前易少卿已经做过一份《农村教育等社会发展问题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面对深圳的高房价,城中村以相对低廉的租金给“漂”在深圳的人们一个安身立命之地,除去2000名左右的村民,这里居住着近15万外来人口。易少卿和樊树桐走在白石洲的街道上,见到的基本上都是租客,“对于城中村旧改,他们没有话语权”。

  为了逐步实现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五年深圳城中村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改造。但在易少卿看来,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于城中村村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却很少把焦点放在这次改造影响最大的群体——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

  设计问卷投入调查工作

  7月8日,易少卿告诉父亲易先学自己的这个新计划。他决定走进城中村,调查深圳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这让从农村走出来的易先学感到欣慰。2002年,易先学从河南郑州来到深圳打拼,此前曾在郑州住过多年的城中村,在深圳,也一直有同乡和亲戚在城中村生活,基本都是经济不宽裕的一族。

  其实,易少卿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关注城市外来人口的生活。在2013年暑假,易少卿随父亲回到河南商城县探亲,期间走访了家乡的农户、老师、乡村医生、村干部、县乡人大代表、乡政府领导等不同的人群。在调查中,易少卿了解到,很多脱胎于农村,读过技校或大中专毕业的年轻人因无法在家乡找到合适工作,不得不随着农民工大潮,蜗居于“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在城乡悬殊的现代生活中找不到人生的坐标和方向,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大城市高消费、高房价的巨大压力。

  在深圳,城中村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租房”,让不少外来务工者在这个城市有了一角屋檐。最初,易少卿只是想调查外来人口的职业收入和生活状况,但当了解到城中村旧改引发一系列讨论之后,便决定更改调研主题。城中村旧改之后房租势必上涨,这些低收入群体还能否承受?面对这个突出的问题,易少卿找到了一个搭档——同班同学樊树桐和他一起投入这项调查工作。

  工作从7月10日开始,设计调查问卷,易少卿和樊树桐花了七八天的时间,期间还咨询了负责城中村管理的居委会和街道办,调查问卷前后修改了6遍。“所涉及的问题从只关注他们的基本信息,如收入、租金,到后来增加了‘可接受的租金范围’、‘每年回多少次家’、‘是否有住房补贴’等等。”樊树桐表示,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与定点抽样调查的方式,他们最终收回了有效调查问卷81份。

  尽管面临拆建,但白石洲一切照旧。仅容一人通过的“握手楼”上,一捆捆电线从一个屋顶连接到另一个屋顶,墙面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招租小广告。居民在巷子里支起台球桌,卖水果的商贩支起摊子张罗生意。8月的午后,炎热,易少卿和樊树桐就这样行走在城中村的大街小巷。

  最初,两人采取有偿调查的方式,填一份调查问卷获得5元钱的酬劳,但后来他们发现,填表的人多数不要钱,不填的人给钱也不会填。遭遇了很多拒绝和不理解,也让两人思考怎样合理地提问,渐渐地他们习惯了和陌生人攀谈,将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放在后面问。

  走访中,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不同的态度。樊树桐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大伯,“可能以为我们是政府的人,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诉求传达上去。”有的质疑则让两人感到压力重重——“这个调查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些问题政府都解决不了,你们能解决啊?!”

  用数据分析外来人口特点

  白石洲的窄巷深处,两家门店的夹缝之中,是一间“裁缝店”,两三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台缝纫机。一名中年女人坐在缝纫机前踩动着踏板,机器一阵阵忙碌的“哒哒”声,周而复始。

  城中村在这个城市给人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店营业,各种平民化的店铺摊位随处可见。易少卿和樊树桐拿着需要修补的裤子来到裁缝店里,和她攀谈起来。

  被问起每月能挣多少钱时,中年女人脸上浮现出“痛苦夹杂着无奈”的神色,话也随之多了起来:“我若只做裁缝,哪里能活得下来!还找了份兼职,每月能挣1700多元,每天累到死,(两份工)加起来好的时候可以挣三四千元。”

  中年女人就住在白石洲村,家中有两个孩子在深圳上学,老大上大专,小儿子已经上了高中,两年前她从农村来到深圳就是为了打工供孩子们上学,在白石洲租了间“大”房子,有十三四平方米,每月房租1200元,而且“每年还在涨”。

  “如果房租再涨下去,您最多能承受多少钱?”易少卿继续问道。“涨……”她低声喃喃道,“一千二三吧,再高真的没法活了……”本来想告诉她白石洲马上要拆迁改造,房租将会大涨,看着她茫然又无奈的神情,易少卿和樊树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住房问题也是不少应届毕业生的心头之痛,对很多在科技园工作的白领来说,想要住得近、价格又不高,只有白石洲这个选择。一位住在白石洲的江西女孩正在头痛找房的事情。“我租的是550元一个月的单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窗户,厕所公用。我想换个环境好点的房子,在白石洲找了好久,小区房合租都要2300元一个月,对我这种每月只赚3000元的人来说,实在太贵了。”

  据广东省教育厅公布的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深圳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平均月薪为3502元,住房支出占比达65%。

  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几个城中村之一,它拥有几乎深圳市区最集中最大规模的农民房,只有0.6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了约15万人。改造这一区域的计划始于2005年,2014年深圳政府部门标出了白石洲用于重新开发的地块。

  樊树桐负责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他总结出城中村外来人口呈现出的特点:以中青年为主;多从事低端服务业和小本经营,同时有少量白领;租住者收入较低,住房条件较差;人员流动性强,多短期租客等等。统计显示,城中村居民大部分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住3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而租金方面,这些外来人员大多数房租在1500元以下,其中有31%的租金在700元以下。

  面对城中村旧改后房租的上涨,这些外来人口可承受的最大限度是多少?据调查统计,岗厦村外来人口最大接受的租金平均为每月1784元,每平方米60元左右。然而,据易少卿了解,改造后岗厦村的租金价格会接近周围小区的租金,达到每平方米每月80-90元。假如租金过高,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去原关外居住。

  “如果在家乡能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早就回去了,然而回去就意味着失业。”樊树桐看到,城中村包含着外来打工者的梦想与追求,许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只剩下对生活的无奈。

  在走访中,二人遇到一位蹬着三轮车的中年男子,车上是刚回收的旧家电,汗水从他黝黑的沧桑的脸上淌下来。来到深圳十多年,没有学到什么技能,早已没了当年的踌躇满志,奋斗这么久,每月也就能挣六七千元,生意不好时只能挣三四千元。他说:“除了负担自己生活,每个月还要攒下2000块钱寄回老家,每年最多回去一次,只能这样为父母尽一点孝心了。”

  “在之前的调查报告中,农村人外出打工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在本次社会调查中得到印证。”易少卿表示,据调查数据统计,有49%的外来人口每年能回去1-2次,有8%的人甚至几年才回去一次。

  希望政府提供培训福利

  经过两个星期的走访调查,易少卿和樊树桐心中五味杂陈。“城中村改造固然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好处,但低收入的外来人员却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樊树桐表示,如果他们迁至关外居住,每天到市区工作要花费数个小时在往返途中,这无疑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的负担。

  “无论城市怎么发展都需要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对于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在易少卿看来,大部分居住在白石洲和岗厦村的外来人口从事第三产业,他们的集中离开可能会给深圳短期内带来劳动力的流失以及物价的上涨,低收入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两位学生的推论是否合理?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易松国认为:“城中村的拆迁改造无疑会给外来务工者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还很难说。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这些矛盾也会逐渐缓解。”易松国提及了一个“后城市化”理论,他认为:“城中村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服务业,他们向关外迁移,他们的服务对象也将逐渐迁移至关外,城市的布局会形成新的平衡。”

  “虽然迁移至关外居住短期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然而企业的外迁是同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随着市区成本的提高迁往关外,迁往东莞、惠州。”易松国说,金融中心将成为市区的主要功能,并且原关外通往市区的公共交通也会逐渐完善。

  但易少卿和樊树桐发现很多老百姓并不关心政府的宏观思路,“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只要觉得自己日子一天天变好,能够安居乐业,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抱怨”。

  根据调研数据统计,73%的城中村外来人口没有住房补贴,而住房补贴在500元以内的有13%,只有14%的人住房补贴超过500元。这些补贴均来自他们所工作的事业企业单位,至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则很难得到帮助。易少卿和樊树桐建议,政府除了扩大补贴范围,还可以根据他们来到深圳的时间来发放补贴,“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补贴随之减少。”他们认为,这样不仅能帮助刚来深圳的低收入人口渡过难关,也能给他们一定的危机感,激发他们的斗志。

  在深圳房租急速上涨的环境下,合租成为年轻人应对高房租的对策,彼此能够分摊租金。但是在调查中,城中村里合租的比例并不高。“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很难匹配到适合的合租对象。”易少卿想,能否通过建立互联网合租平台,租客可以在平台上根据各自的要求将个人信息进行匹配,寻找到理想的合租伙伴。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通过补贴和加强登记备案等管理等手段来鼓励社会机构实施这一方案。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低收入群体不妨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从而提高收入,让自己有能力留在深圳。“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培训福利,或出台一些减税的政策鼓励社会机构来开办相关课程。”樊树桐说。

  “虽然这些观点还很稚嫩,但也是孩子们自己的思考。”身为父亲,易先学感到欣慰。《关于城中村改造后外来人口安置问题的调查报告》虽然已初步成型,但易少卿和樊树桐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更科学有效的解决之道。“未来,我们希望能让有关部门看到,同时带动更多人为城中村的明天而思考。”易先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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